致敬莫言——中国人首获诺贝尔文学奖


发表时间:2012-10-15 来源:

中新网10月15日电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莫言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,自己“不知道”是否幸福。现在的“莫言热”很快就会过去,文学的相对边缘、落寞,也没什么不好。

  著名作家莫言日前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,迅速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。几天来,有关他的点点滴滴被媒体层层深挖,他的亲朋好友也成为受访对象。莫言本人日前接受央视采访,透露了自己获奖后的心情,同时也回忆了童年的种种苦难和几十年的创作经历。

  在被董倩追问“你幸福吗”时,莫言干脆地回答说“我不知道,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”。

  这是因为,在他看来,“幸福”就是什么都不想,一切都放下,身体健康,精神没有什么压力。

  “我现在压力很大,忧虑重重,能幸福么?”莫言说,“我要说不幸福,那也太装了吧。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?”

  连日来接受媒体轮番“轰炸”的莫言谈话中显得有些疲惫,笑称最希望“结束采访”。

  关于获奖:惊喜而惶恐“莫言热”很快就会过去

  得知获奖后的心情是怎样的,莫言直言“惊喜而惶恐”。惊,是没想到奖项会落到自己头上。喜,是果真颁给了自己。惶恐,是担心有了这层光环之后,会不会有更多人盯着自己找毛病,为难自己。

 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颁奖词是: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。

  作为获奖者,莫言本人如何看待这个颁奖词?他表示,这应该表述出了自己小说的某些特征。

  不过他也说,颁奖词翻译成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好像也不太准确。用虚幻和民间故事、社会问题和历史相结合,这种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  莫言获奖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迅速掀起一股“莫言热”。这其中,图书的热销首当其冲,有媒体用“卖疯了”来形容读者的热情。

  莫言本人则认为,“莫言热”不是一个正常现象,得奖的效应很快就会过去。他甚至不相信报道中的“抢购”和“断货”,觉得有些夸张。

  书卖得多,作者自然高兴,但莫言同时也惶恐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读者被“诺贝尔奖获得者”所吸引,期望值很高,如果看后失望,就会让自己有点惶恐。

  莫言说,人们在生活中经常想让所有人都满意,每一个人都不得罪。结果越是这样,得罪人越多。作家写小说的时候也希望每个读者都喜欢,结果还是很多读者不喜欢。

  关于童年记忆:饥饿印象最深帮人推磨换看书

  作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“50后”,饥饿,是莫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。他也将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印记,写到了自己的多部作品之中。

  莫言回忆说,自己刚懂事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,记忆中最深的就是饿,没有饭吃。那时候不但没有粮食,连野菜都吃光了。自己最早的记忆就是跟姐姐抢东西吃。当时大人吃野菜团子,有一种全是刺的很扎嘴,他咽不下去。奶奶就“赏赐”给莫言和姐姐每人一小片红薯干。那时才五、六岁的莫言,老觉得分给姐姐的那一片大。抢到手后觉得自己手里的小,于是又抢回来。如是抢了两次,莫言的姐姐就哭了。

  在吃饭都困难的岁月,肉,更是想象中的美味。莫言长到十五、六岁时,才有生以来第一次“放开肚皮吃肉”。当时大队里杀猪,因为是“米粒猪”(米猪肉,即是患囊虫病的死猪肉,对人体危害很大。编辑注),所以很便宜,好多人抢购。莫言的父亲买了十几斤这样的肉,才让孩子们有了一次罕见的吃肉经历。

  年少时失去读中学机会的莫言,当时正式的学历就是小学五年级。因为年纪比同学小,莫言第一年上学时非常痛苦和恐惧,一下课就往家跑。这种情况在第二年时有所好转,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慢慢好起来,老师也开始表扬他。

  小学三年级开始,莫言开始显露出写作上的才华。他还记得,自己第一篇引起老师注意的,是一篇写“五一”体育运动会的作文。有的同学写流水账,莫言只重点写了篮球比赛,其他的没写。老师评价他的作文写得好,当成范文在班上读。

  那件事一下子激起莫言写作文的热情。后来他的作文每次都会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。有时候甚至被拿到临近的农业中学去,让中学生学习。

  尽管热爱阅读,莫言小时候能接触书的机会并不容易。他曾经在与台湾作家交流时说:你用眼睛看书的时候,我在用耳朵“阅读”。

  “阅读”什么?听老人讲各种故事,鬼怪妖狐、历史传奇、土匪好汉,哪个地方曾经有过战斗,哪个地方曾经出现过奇怪的人物,哪个地方发生过灾难等等。这些后来都变成莫言小说的素材,他把听到的基本都写到了小说里。

  莫言将那些年留下来的经验称之为“害怕”,因此恐惧感在他早期的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。

  他认为,如果不是后来搞文学,自己年少时十几年的农村生活经验,就没什么用处。但放在文学创作中,就非常宝贵。“我想这也是构成我的小说和其他人小说风格不一样的重要原因。如果我读着经典名著长大,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作家了。”莫言说。

  为了读书,莫言付出了不少代价。他发现一个同学家里有套绘图本的《封神演义》,就去帮人家推磨。那时候农村吃饭自家要有个小石磨,用来粉碎粮食。那是最令孩子们反感的劳动,但是一天不推磨就没饭吃。所以,放学以后,父母亲在生产队劳动,孩子就在家里推磨。

  莫言说,那个小孩也很霸道,会对自己说“你推10圈看一页,再推10圈看一页。”

  还有一次,莫言借了别人的《青春之歌》,对方要求第二天就归还。他于是抱着书就钻进草垛看,不顾家里养着的羊,宁愿晚上挨揍,也要把书看完。

  莫言对母亲当年的开明非常感激。他回忆说,只要是自己在学习方面要钱,母亲都会支持。有次他想买一套《中国通史简编》,价格是四块五。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。母亲问他买了之后能不能保证念,莫言自然回答说会念。颇为犯愁的母亲,还是从手巾包里拿出了五块钱给他。莫言后来也确实认真读了那套书。

  克服种种困难的莫言,很快就把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了一遍。这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
  关于创作经验:查《辞海》写海岛小说“真能忽悠”

  莫言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,而且还被提干过。他回忆说,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,“比得了诺贝尔奖还激动”。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,变成军官就意味着不用回农村,命运彻底改变了。

  不过莫言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道路。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至今,莫言出版了众多篇幅不等的小说、散文集,以及影视文学剧本和话剧等。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瑞典语、俄语、日本语、韩语等十几种语言,并先后斩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。

  谈到自己的早期作品,莫言说那时候年轻,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而今回过头来一读,发现都是模仿之作。当然模仿得比较高明,不是一字一句抄的,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、语言、感受,那种节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。

  莫言当时为了找素材可谓挖空心思。他本来在山里面服役,但是要写海岛的小说,没有生活怎么办?只好查《辞海》,把《辞海》有关大海、海浪、台风、海底植物、鱼的名字,查了很多,写了一篇《岛上的风》。莫言笑称,现在看那时“真能忽悠,写的像真事儿一样的。”

  提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广为人知的《红高粱家族》,莫言称现在已经写不出,“写出来的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”。因为那种胆大妄为、天马行空,已经无法做到。

  他认为,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和他整个的生活密切相关的。当年写《红高粱》,没什么理论,就感觉应该那样写,结果还挺好。后来读书读多了,理论学多了,反而觉得要雕琢,搞出来一看就很匠气。

  多年的创作过程中,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时刻。碰到写不下去的时候,自己会抽烟、来回散步、转圈、抓耳挠腮,或者看看电视、杂书。

  他回忆说1990年有一段时间,自己曾经在40天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蛙》,本来是2005年想写的。但写了大概5万字之后,就写不下去了。感觉突然无法继续,人物到底该怎么发展不明确了,结构问题也没有想好。于是只能把它放下来,写另外一部《生死疲劳》。写《生死疲劳》的时候突然感觉非常顺,只用43天就写完了40多万字的初稿。之后过了两年,才重新把《蛙》拿出来写,那会儿一下子就感觉明白了,写起来势如破竹。

  关于文学生态:文学相对落寞很正常

  最近一些年,纯文学的境地不复往日,不少人怀念起上个世纪80年代民众对文学的热情。

  对此,莫言表示,现在文学相对边缘、落寞,比较正常,没什么坏处。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写作,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读小说。还有电影、音乐、美术,同样可以陶冶性情,提高人的艺术修养。

  “你不可能再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,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万人还满座,一部短篇小说出来千人传颂,天天像过节一样。那是不正常的。”他说。

  当被问到此次获奖的影响,莫言连说:“很快就过去了,很快就过去了”。

  他认为自己此次获奖,不会对文学有长期的影响,“很快就过去。大家该怎么写还是会怎么写”。民众对文学的热情也会很快过去,一切还是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去发展。

  对于“近期作品较少”的原因,莫言解释说,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,另一方面写得多了就容易重复,而自己不愿意重复。

  在莫言看来,作家是写人的,也是写人心的,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、改变社会。文学作品发挥作用是潜移默化的,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。

  但毫无疑问,读读严肃文学,读读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,一方面可以增加对社会、对人的了解,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内心,使自己树立人生的价值标准,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,什么是假恶丑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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